科沃斯发布多款重磅新品 多维进化开启家用服务机器人3.0时代

从《意见》1来看，这些行为对象主要包括医务工作人员、防疫公务人员、药品、防疫款物和野生动物资源等。

因此，法律要实现改造社会的重任，更多通过行政系统执法来实现。在中国法治建设早期，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来自西方，很多法律规则也借鉴自西方，法学知识体系、教育模式和研究思维也多从西方学习而来，这导致有关法律和法治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与社会大众的生活存在差异。

就中国法治的特征而言，执法过程比司法过程更加重要。（一）法律社会学研究传统 法律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守法的经验认识薄弱。村庄生活的视角要求在村庄生活的逻辑中理解村治现象，主张结构化地理解各种村庄现象，形成对村庄的整体认知，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所要研究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社会大众所秉持的观念、意识、朴素正义观等，则构成外部法律文化，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形成的常情常理为基础的法律文化。

民族志写作呈现的是整体论研究方法的成果，这种方法建立在整体论认识的基础上，即对一套体系的特质的理解很难被分割为对各个部分的准确理解。法律存在、运作或产生影响之处都是法律经验研究的田野，只要进入田野，就可以观察、分析法律现象的规律。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在权力学科定位方面持另一种流派倾向的著作是孟森发表于1910年的《新编法学通论》，这本被认为可能是中国人自己编辑出版的最早的一本法理学教科书。

权力是一定社会的公共机关或居于管理或统治地位的人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合法行使的强制性控制和支配力量。然未有法以前，则权力为绝对的。[6]  中文法学对权力的初级阶段研究，对象须限制在用汉语表达的权力的范围。与社会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共进的学术现象是研究和表达的专业化，每个实体都有自己的专有名称是研究和表达专业化的客观要求。

另一方面，由权力的公共性质所决定，不论自然人还是法人，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个人不应被视为权力主体。从历史文献看，权力 在我国古代以其本体的形象出现的次数比权和权利似乎更少一些。

本文的中文法学，特指以中文书写的近现代法学，不包括中国传统的律学。梁氏与加藤氏有交往而且受后者影响极深之情形，明显呈现在包括前者对权力、权力与权利之关系的论述上。[51]而且，该书关于权利和统治权的安排与此前另一日本学者岸本辰雄在同类著作中的安排十分相似，后者在较多讨论权利、权利义务的同时，曾在目录标题中用大权一词描述以当时的天皇为代表的国家机关的统治权。在世界范围内，权力的体量和在法权中的占比是伴随着上述背景的形成而逐渐提高的，但它在20世纪上半叶还不可能充分反映在法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中。

1900年代后的头二三十年，外文法学，其中尤其是日文法学对中文法学的权力研究有深刻的影响。其中有一种提法很有代表性：无论国际的权，国家的权，个人的权，统统可以叫作‘权利……说‘权和说‘权利是一样的。行政诉讼是依法解决法律权利与法律权力冲突的一个显著路径。这一做法广泛影响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文法学研究。

[70] ［德］G.拉德布鲁赫：《法律哲学概论》，徐苏中译，上海法学编译社1937年版，第 191、201页。权力概念作为认识权力现象的成果，不论其外延也好，实质也好，其合理性都要反复接受法律实践的检验。

箕作麟祥翻译并分五卷刊行的一套日译英文著作，1873年出首卷，1875年全部出齐，在其中的第4卷中他第一次也是此卷唯一一次使用了權力，[32]与其对应的是those with limited powers（那些权力有限的人，指全权公使）中的power。国有经济本身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制宪（包括在全国人大产生前是由执行全国人大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制定的临时宪法）创设的，[113]而且创设后始终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行使修改宪法相关条款和制定相关法律（包括民法典）等形式履行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制主体的职责，[114]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也以行使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等职权的形式来履行这种职责。

[120]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受影响广泛的权利义务法学教学范式的结构性限制，中文法学中的权力概念离如实反映权力在法律实践中的真实地位和功能的距离似乎还比较远。如1903年左右一种汉译日文法理学著作在讨论权利时，特别强调权力与权利不能截然分开：统治权（君权）选举权（民权）亲权夫权户主权所有权债权等，具可作权利论，无分为权力权利之理由也。杨氏提出，法律是由国家强行之人类共同生存规则之一种，人类应服从于国家权力之下，苟有悖戾法律，国家即可出其权力以制止之。[80]此说是继孟森之后，有中国学者受日文法学一个流派的影响，再次明确使用附随型权力概念，将公共权力即国家权力解说为权利的组成部分。[47]从这些论述看，梁启超的权力实质观，似可概括为公共强制力说。[124] 同上注，第 111、117、120、122页。

行文至此，有一问题宜提出和做回应：187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开始使用的权力一词，到底是他们借用了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中出现过的名词权力，还是他们在原有的权字后加一力字创造的新词？笔者感到，对这个无用但涉及求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足够根据下结论，但可以做些推测。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但这都只能证实、不能否定法律权利和法律权力应该是，而且在宪法、法律上通常确实是平等的，虽然它们两者之关系的实然方面与应然方面通常有或大或小的差异。

[81] 杨广誉：《法学大纲》，北京撷华书局1924年版，第144、147、150—157页。深化对用汉语表达的权力本身的认识，应是这项重大课题的一个基础性环节。

权力的实质是表面上的公共利益和直接对应的公共机关财产。尽管如此，百年来法学界对权力本质，并非完全没有探讨，如上世纪初提出的前述兵力论。

见Danniel Greenberg， Strouds Judicial Dictionary of Words and Phrases， Seventh Edition， Sweet Maxwell Ltd.， 2006， pp.2081-2083. [7] 齐冲：《权与权力概念的产生》，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纂：《人文论丛》2004年卷，第149-153页。他在将权利分为公权、私权的基础上，实际上将国家权力解说成了公权从而权利的一部分：凡属国家之权利，无论是刑罚权、警察权、财政权或军政权，都不能说是单为着国家本身做的利益的。在法律生活中，权力对权利相对地位的提升，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出现和资本主义走出自由阶段，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新政、以及福利国家这类宏观社会经济背景相联系的。但是，从宪法角度看国有经济，其法律体现中的权利属性并不会被遮蔽，反而十分具体。

[117] 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23页。见《康熙字典》，1716年武英殿刻本之影印本，第2649—2650页。

所谓权力的本质（或实质），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应该是指在权力后面决定其之所以是权力而不是其他什么的东西。前述历史资料显示，最大概率是加藤弘之率先完成了在指代公共机关及其代表者之权的权字后面加上力字形成权力的创新之举，或完成了从马礼逊1815年华英字典中借用权力一词的盛举。

[41] 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54页。一个名词同时指代两种以上差别明显的现象不会造成思维困扰，但指代两个或多个不能一目了然加以区分的现象就会造成识别困难。

[22] 19世纪下半叶的汉英和英汉字典，同样见证了中文法学权力概念载体的难产。现有文献显示，权力一词在日本形成近现代法学意义后，最早接受和使用权力一词的中国学者是黄遵宪。因为，各国法学对权力的认识，都结合着本国法律实践，而且相互之间内容差异较大。如权威的英文法学辞书，列举power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法律含义或用法达到30种之多。

任何人只要承认这个道理，就必须承认在中国当代法理学中，权力与权利应该是平行、对等、平等的。[54]从这两本论著中还可以看到，虽然它们在内容上难免讨论到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但目录中都没有权力一词，正文也罕见使用或基本不使用权力一词。

但在论述法律关系的部分，相关法学作品通过将受到国家保障的、有权人作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包括要求别人作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叫做权利的宽泛定义，将权力放进了权利范围，[95]从而间接地将权力放到了附属于权利的地位。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之法律实践与认识之关系的一般要求。

（九）随着外延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虚幻的复合型权利概念逐步淡出中文法学的基础性范畴架构，与我国宪法、法律文本契合的外延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单纯型权利概念的地位理应获得提升和巩固，同时，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领域放弃某些现有不合理、无根据的基础性命题也势在必然。[35]加藤氏发表于1882年的《人权新说》[36]一书，还试图对权力的实质做出自己的论述。